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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马人应有多种认同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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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Tunku Abidin Muhriz)有关身份认同的说法,以及国家在此议题上的功能,再度引发爭议。在最新一轮的评论中,我的同仁,大马民主与经济事务研究中心的执行长旺赛夫说:如果马来人模仿阿拉伯文化、印度人模仿韩国文化、伊班人模仿德国文化、姆禄人模仿毛里文化,有甚么问题?
我明白,很多大马人对此概念非常恼火,即人们有权拒绝自己的身份认同。不认同自己所属的身份者,通常会被视为「民族叛徒」。此外,他们也会阻止熟人(一般为家人)成为「叛徒」。
我大致上认可旺赛夫的说法。最关键的是:如果人们因为有过不同的体验,因此选择模仿不同的文化,没有什么不对。我想再说的是:社会大眾有同样的权利表达他们的身份认同。幸好,各方都能和平共处。
不幸的是,大马的国情却有所不同。政府和政治力量通常都独尊单一的身份认同,並抑止其他。
马来人变得更「阿拉伯化」的说法,却是另一种变化。「阿拉伯化」这种说法並不科学,但人们都明白这意味著甚么:马来人穿著的改变,以及马来习俗的日渐消失。
马来妇女的穿著比以前更加密实,在宗教节日中使用更多阿拉伯辞匯。我们要向许多公眾问好,但握手这种最传统的礼仪,竟成了禁忌。国內名校和军队中许多特別的礼仪,也迅速的消失。(我在其他刊物更专注撰写这方面的题材)
歷史证据被政治干扰
今天的马来人对传统仪式已经遗忘,或是无知。即使两三代人之前,只有婚礼和王室庆典才会进行,但来自宗教界的反对声浪也越来越大。(最讽刺的是,在几个世纪前,奉行这些仪式的人都不会自称为马来人,他们会优先考虑国家认同,或以族群认同为先,如武吉斯人、米南加保人等。)
当然,一切都变了。以种族为基的政治(为了选举),鼓励人们定义自己为某个特定的族群。对以文化遗產为重的群体来说,无论有多少歷史证据,都会受到政治势力的干扰。这种现象不仅影响马来人。例如,「马来西亚华人」的標籤掩盖了那些在十五世纪定居登嘉楼的中国人后裔的独特歷史。他们的先辈隨著航海家郑和登陆。他们的文化遗產现在已经纳入一个单一的马来西亚华人社群当中。
这种现象使到一个马来西亚人难以取得「原有族裔归属」之外的身份认同,也同样难以抗拒改变:有些人半开玩笑地说,「蒙昧时代」应指大马著名电影製作人PRamlee影片里的时光和当时的社会风气。这辞匯原本是指伊斯兰教到来之前的阿拉伯世界。
但是,当像汉都亚那样的传奇人物都被人质疑为什么应被视为英雄,当这些神话被用来合法化今天的制度和政策,它就不再是一个可笑的事情。
当执政者以教育系统,政府机构和宗教机构来定义身份认同,大马人的身份认同就越来越窄;想要拥有不同的身份认同者,就会遭到国家权力的打压,而且在社交媒体上受到欺凌。
这无疑违背了我们的「国家原则」。国家原则里头清楚写著:「宽待各种丰富多元的文化传统」,这种作法也损害年轻国民之间的互动和竞爭。
政客和官僚使用国家权力,规定了要成为某个特定族群,甚至要成为马来西亚人的定义。我们必需从他们手中取回「丰富多元的文化传统」的詮释权。
原载《东方日报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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